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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创新是改革开放的生命，意识形态创新是改革开放中极端重要的创新，也是驱动和引领改革开放的强大“精神引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创新先后经历了四次历史性飞跃。主流意识形态创新的实质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以我为主，强本固基，包容创新，守正出新，破解改革开放中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意识形态创新能够开启改革开放的历程、重构优化改革开放的愿景目标，进而成为保驾护航改革开放、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的强大思想保障。得出这一判断的主要依据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认识与实践之间的辩证性、不平衡性关系以及近代以来的历史事实。从意识形态创新视角总结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刻领悟和把握改革开放的“思想密码”“理论逻辑”，而且有助于我们在新时代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梦想成真。
“创新是改革开放的生命”[1]，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成为一场成功的伟大社会革命，其根源在于，我国在党的领导下，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基础上、不断抛弃束缚改革开放的思想偏见和认识误区，以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来引领改革开放的“整体创新”。可以说，改革开放是不断解放思想、摒弃思想误区和偏见，推进意识形态创新的过程。习近平指出：“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点，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挥历史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清醒认识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和不变，永远要有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的精神，锐意进取，大胆探索，敢于和善于分析回答现实生活中和群众思想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2]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意识形态创新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关键是要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抓住中国共产党思想上的新觉醒，理论上的新突破，意识形态上的创新，抓住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形成、发展和成熟完善这条主线。从意识形态创新视角来审视、反思和总结改革开放，回首自己走过的路，对比别人的路，远眺前行的路，对于我们坚定“四个自信”，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引领力，在新的伟大觉醒中，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其意义之重大不言而喻。一、意识形态创新作为改革开放“精神引擎”的主要依据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阐发意识形态创新对于改革开放的极端重要性，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必然结论。通过阅读经典文本，不难发现如下主要依据。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能动的，并非机械的单向决定论，也非无条件的相互决定论。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社会意识源于社会存在，但却对社会存在和其他社会因素具有强大的反作用，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恩格斯深刻指出：“当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的时候，它也能够对周围环境甚至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这是由于通常把原因和结果非辩证地看作僵硬对立的两极，完全忘记了相互作用。”[3]实际上，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是从归根结底意义上说的。该思想包括三个层面：（1）在归根结底的本体论意义上的意识形态被（经济）决定论；（2）在能动性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反作用论；（3）在一定条件下意识形态的决定作用论。对此，多年来学界有类似 “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式的误解曲解，诸如“机械决定论”、“经济决定论”以及“相互决定论”等。这些误读要么是机械唯物主义、机会主义，要么是唯心主义、相对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没有任何相似之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是不平衡的，精神是“物质的最高的精华”，社会意识可以领先于社会存在，引领社会存在。精神源于物质却高于物质，精神有着物质无法替代的强大作用。故而恩格斯把“思维着的精神”称为“物质的最高的精华”[4]。因此可以说，正确的意识（意识形态）能够指导人们改造世界，促进物质世界的发展。不仅如此，社会意识和社会经济之间在发展上还具有不平衡性，“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提琴”[5]。由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意识形态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发展状况并不总是一致的，19世纪经济上落后的德国却产生了黑格尔哲学并孕育了马克思主义。先进的社会意识之所以能够在经济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出现，虽然仍要以经济发展一定水平为前提，但和这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背景、阶级斗争形势、民族传统等的影响也分不开。也就是说，它并不直接反映生产力发展水平，要经过生产关系中介作用，才能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联系，因而经济发展状况不能直接决定社会意识水平。实践与认识之间的关系也是辩证的，在一定意义上说，正确的认识也可以决定实践，引领实践、约束实践。从根本上说，不能将实践决定认识的观点理解为“无条件地决定”，也不能理解为实践“自动产生”正确的认识，只能理解为从归根结底意义上实践是认识的动力、内容和检验标准；而在一定条件下认识也可以反思实践，破解实践难题，决定实践方向，引领或者约束实践的发展。发挥正确理论的指导作用，实现理论与实际、意识形态与实践的有机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要求。但是，无论是理论“指令”行动的“统一”，还是行动支配理论、理论依附行动的“统一”，都是虚假的“统一”。“打破理论和实践虚假‘统一’的关键是正确地把握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性。历史反复证明，否认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否认实践对于理论的形成、发展、筛选和验证等方面的最终决定作用，必然导致自我封闭的本本主义；而否定理论的相对独立地位、否认其在一定条件下对于革命实践活动的形成、健康发展和达到自觉程度的决定作用，则必然导致随波追流的机会主义。”[6]因此，无论脱离实践而过分强调理论创新，还是脱离理论而过分强调实践创新的观点，都是难以立足的。由于意识形态创新和实践创新都是以促进社会发展和实现美好生活为目的的，因此，追求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是必然的归宿。实践中两者之间经常存在着紧张，为了保持两者间的合理张力，维护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双向需要与互动就具有必要性。一方面，理论需要反映实践的诉求，根据实践来检验、筛选和发展，因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7]；另一方面，运用理论去指导实践、改进实践，创立新的实践形式，把理论变为现实，因为“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8]。所以，不能只看到实践对理论及其理论创新的最终决定作用的一面，也要看到理论是行动的先导、引领和改进实践的一面。因此，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可以看出，意识形态创新是推进实践创新的重要“精神引擎”。 回顾人类历史、社会的进步往往以思想的解放与观念的进步为先导，伟大的历史进程往往凭借伟大的思想革命拉开序曲。事实上，近代以来真正的意识形态革命往往发生在社会革命之前，思想家凭借思想革命，引领了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基于上述几点理由，下面我们来具体分析意识形态创新之于40年改革开放的“精神引擎”作用。
任何重大历史事件的出现都不是偶然性的现象，背后都潜藏着深刻复杂的主客观原因，这些原因的排列组合构成了重大事件的“发生学密码”。在结束“文化大革命”之后，从1976年到1978年，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提出了“两个凡是”的观点，在这种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思维方法的指导下，国家发展遇到了严重问题。在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旗帜鲜明地同“左”和右两种错误倾向展开坚决斗争，清醒地把握拨乱反正的政治方向，不仅完成了党在指导思想、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而且领导人民群众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我们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是基于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刻把握，是基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深刻总结，是基于对时代潮流的深刻洞察，是基于对人民群众期盼和需要的深刻体悟。”[9]开启改革开放之时，在意识形态领域涵盖以下三个维度的反思批判与创新。新中国成立后，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就取得了旧中国几十年都没有取得的显著成就。但在20世纪50年代末，由于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以及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理解，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犯过一些错误，出现了一些失误，走了一些弯路。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更是成为“左”倾错误指导思想在党中央占主导地位的时期。如何看待新中国成立以后党的历史，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如何评价毛泽东思想，成为当时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大问题，更决定着未来中国应该如何继承并改革毛泽东所开创的中国建设道路。1978年，邓小平亲自领导和支持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重新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及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为正确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泽东晚年错误和毛泽东思想提供了科学的准绳。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分清了功过是非；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科学地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和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肯定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确立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正确道路，进一步指明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工作继续前进的方向。所有这些“破天荒的评价”为推进改革奠定了“新型”意识形态的基础。显然，反思和批判这些意识形态禁区和误区，自然成为开启改革开放的思想前提。在批判“两个凡是”的基础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重新审视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以此作为制定政策的科学依据。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以苏联为榜样，在国家发展上实行计划经济模式。尽管我们一再提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但客观上结合得并不好，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一度盛行，犯了不少“左”或右的错误。究其深层原因，按照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完全搞清楚。由此，对于社会主义本质的僵化教条化的理解，把社会主义特征等同于社会主义本质自身。在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模式的弊端已充分显现，困境和问题“倒逼”新一代领导集体认识到，必须立足国情走自己的路，另辟蹊径开创一条新的发展道路。邓小平睿智地指出：“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10]可见，邓小平提出了“真问题”、明确了新方向。为开启改革开放进行了重大的思想革命对意识形态创新，实属难能可贵。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初心和使命就是为民族谋解放，为人民谋幸福，为世界谋大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为此，我们党孜孜以求，执着追求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理想。但是，只有冲天干劲与科学精神结合，确立正确的阶段性理想和路线图，才能实现梦想，否则就是轰轰烈烈无果而终，欲速则不达。为此，需要有对国情的正确认识作为决策之基。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对国情认识有正确的时候（如党的八大对国情和主要矛盾的提法），后来党对国情的认识越来越偏离实际，进而否定了党的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科学论断，并制定了一系列脱离国情、脱离实际的方针政策，给党和国家造成重大损失。“文革”结束之后，“文革思维”并未随之而终结，特别是“两个凡是”等严重禁锢了人们思维的意识形态并未终结。因此，如何破除意识形态偏见，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根据不断变化的国情来制定合适的共同理想和未来发展目标，是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创新需要着力解决的重大课题，也是开启乃至深入推进改革开放需要研究的重大课题。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在思想理论上伟大觉醒的产物，伟大的意识形态创新催生了伟大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发展了中国，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而且发展了作为当代中国进步发展之魂的主流意识形态。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说到底是我们立党立国和国家治理具有战略意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价值观以及目标策略体系，具有预测功能和战略引领功能，在社会结构中可以发挥主导性或者宰制性作用。实际上，针对治国理政的问题而搞好顶层设计，就是发挥理论的指导作用，就是发挥意识形态的价值牵引功能和思想引领功能。因此，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意识形态创新具有关乎全局的战略性、预见性、引领性作用不可小觑。否则，我们就会落后于时代，改革开放很可能走向停顿倒退，甚至会滑向迷途。改革开放之后，针对过去极“左”错误，基于我国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以及初级阶段至少需要上百年的判断，邓小平提出了“三步走”战略目标以及到21世纪中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刷新”和优化了改革开放的愿景目标。邓小平指出：“四个现代化这个目标是毛主席、周总理在世时确定的。所谓四个现代化，就是要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不但使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有所提高，也要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能够恢复符合自己情况的地位，对人类作出比较多一点的贡献……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11]进入21世纪，我国实现了高速的经济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面临着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尤其是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的利益格局日趋分化，不同阶层对于改革的认知也呈现出较大的差异。如何重建改革开放的共识、凝心聚力，描绘出一幅社会绝大多数阶层所接受或者共享的改革蓝图愿景，攸关改革开放究竟向何处去、驶向何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重大转化，由此，党的工作重心、战略布局和总体布局也发生了重大调整。为此，“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全面深化改革作出总体部署，提出了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涉及十五个领域、三百三十多项较大的改革措施，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改革的进军号角已经吹响了。我们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2]十九大报告提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中国梦的理想愿景进一步细化具体化，实现了战略与策略的结合，目标和手段的结合，路线图与时间表的结合。首先，谋划战略布局。即“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发展条件，从二〇二〇年到本世纪中叶可分两个阶段来安排”，“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13]。其次，丰富发展的内涵、出炉具体的任务和有力的措施。比如，提出“美丽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生态文明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诸多内容，既有长远规划、总体布局，又有短期目标、具体内涵，从不同层面回应了“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以新目标凝心聚力，开启新征程，指明具有可行性的强国道路。这些部署和举措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实现中国梦擘画了美好蓝图和具体路径，提供了清晰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梦想实现可以期待。值得注意的是，凸显“顶层设计”驱动全面深化改革，充分彰显了意识形态创新是推进愿景驱动的改革开放的战略前提。近年来，中央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大新发展理念等统领改革开放的新思想新观点新理念，推出一系列环环相扣、涵盖全面的改革新举措，从“基层试验顶层推广”到“顶层设计基层实践”，“顶天”与“立地”结合，顶层设计与基层协调良性互动，顶层设计的作用更加凸显，已经而且必将助推新时代改革开放不断开辟新境界。事实上，改革开放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无论是改革开放初对于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乃至各方面体制的改革，还是在新时代我们围绕主要矛盾的转化，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优化和重构改革开放的愿景目标，无疑都需要意识形态创新系统。我们党作为目标导向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基于国情和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具有超越性和想象力、且具有可行性的愿景目标，是我们党的一贯追求。推进改革开放这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必须不断解放思想，对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中的愿景-目标-策略必须不断加以变革和调试，以此引领并推进改革开放。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说：“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14]由此可见，意识形态创新的内容不是自身赋予的，而是时代需要赋予的。因此，推进意识形态创新，就是为了发挥理论创新的实践功能，满足时代发展的需要，提供坚强的思想保障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1.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创新的必要性其一，从国家安全维度看，意识形态创新是维护党的领导和政治合法性的需要。意识形态是一个社会的“水泥”。大到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小到一个组织、社团，无一不需要意识形态的支撑。如果它们处于“意识形态的真空”当中，就必然会混乱一团，无法正常运转。进言之，意识形态实质上是治国理政的统治思想，发挥着管思想、管灵魂、管旗帜、管方向的“思想统治”作用。正是在此意义上，毛泽东指出：“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15]因此，“意识形态工作是一种‘广谱工作’，涉及党和国家工作的全局，是管全局、管总体、管长远的工作，影响甚大，不容小觑。”[16]由此可见，意识形态工作关乎政治安全，关乎国家安全。维护国家安全和政治安全，需要硬实力和软实力，需要“暴力+统一”（葛兰西语），意识形态能够为政治合法性辩护，从而让人们“认同”“同意”政治、国家和政党的合法性。然而，国家安全和政治安全的维护是在变动不居的环境中进行的，为了更好地发挥意识形态作用，必须进行意识形态创新，通过强基固本的创新，对党的领导和政治合法性进行有效的辩护。这一点不仅是必需的，也是被历史一再证明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其二，从引领改革维度看，意识形态创新是引领改革开放中的实践创新以及其他方面创新的需要。习近平指出：“新形势下，坚持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17]意识形态具有引领作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段有不同时代主题和社会矛盾，要求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以具有创新性的意识形态回应破解“时代之问”“人民之问”，引领时代发展。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8]可以说，时代的需要必然会导致意识形态内在的紧张关系，进而成为推动意识形态创新和飞跃的内在动力。其实，“内在紧张”是理论面向实践、把握了实践需要，并与实践互动和渗透的反映。因此，重视理论的“内在紧张”，“在理论上跟上时代，不断认识规律，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19]，才能在改革开放时代的挑战面前永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机活力，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其三，从文化自信维度看，意识形态创新是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敷设全党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的需要。文化是意识形态的基础和载体，意识形态是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20]。然而，改革开放以来，世界风云变幻，国内外社会思潮此起彼伏，西方持续输出其核心价值观，我国主流意识形态遭遇巨大冲击，意识形态安全面临巨大压力，文化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受到巨大冲击，文化自信难以确立。其实，文化自信的关键就是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通过理论创新和理论引领来达成共识、凝心聚力。为此，唯有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党立国之本，不断推进意识形态创新，以此适应并回应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不断嬗变，多样化社会思潮“诸神竞争”、变幻不断的现实，凝聚共识，才能做到“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唯此，既可以避免陷入偶像化和神圣化马克思主义之藩篱，同时也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永葆马克思主义蓬勃的生命力，进而捍卫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提升文化自信。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创新的实质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21]，是强基固本、以我为主、包容创新、守正出新，而不是推倒重来、另起炉灶，不同于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创新性毁灭”“颠覆性创新”[22]。这种创新“需要在顺应时代客观要求、解答时代问题中发展和创新；需要把承继历史、接续‘老祖宗’与批判性地‘兼收并蓄’当代文明和学术成果结合起来，在此基础上实行科学变革和创新发展；需要引领社会思潮和批判、斗争错误思潮淬炼和深化理论；同时还需要在深刻全面地总结历史经验和错误教训中发展深化理论”[23]。其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聚焦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时代课题，确保坚持与发展之间的辩证统一。意识形态不是“自我圆融”的纯粹精神现象，必然会随着经济基础、社会结构以及时代条件的“脉动”而发生变化。同样道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着的理论。为此，必须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前提，“老祖宗”始终不能丢，否则意识形态创新就会迷失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又必须以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为前提条件，敢于“说新话”，否则意识形态脱离现实，就会丧失活力和指导力。习近平深刻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全党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胜利前进。”[24]不难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深刻地道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创新的理论主题和着力点：一是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也是我国意识形态创新的源头活水，需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价值取向作为意识形态创新基本“母题”，进而提出适应实践需要的新思想新战略新举措。二是加强思想引领，保持改革开放的战略定力，确保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实际上，在主题明确的前提下，意识形态创新决不能搞另起炉灶、“推倒重来”式的“创造性毁灭”。坚持与发展，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是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创新之“理”，任何偏离这个“理”的意识形态创新，必定会导致改革开放和意识形态建设的迷失方向、偏离轨道。为此，一方面反对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反对不尊重客观实际和规律，只是任由主观意愿和照搬教条的唯心主义；另一方面反对客观主义，反对因为强调客观因素而放弃主观努力、消极无为或者因客观因素落后于时代而轻视理论、放弃社会理想和向各种错误倾向与落后势力妥协的借口。进言之，解放思想和意识形态创新，不是费耶阿本德的“怎样都行”的反理性主义，也不是伯恩施坦的“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的修正主义。其二，坚持实事求是，把握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底线”，防范发生错误偏向。邓小平指出：“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解放思想决不能够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轨道，不能损害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25]不难看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观念冲破旧习惯势力的禁锢和束缚，把主观世界的思维意识与变化了的客观实际结合起来，克服那些不符合实际的“习惯思维”和“主观偏见”，用发展变化的观点创造性的改造客观世界。因此，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辩证统一，离开了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就是空想玄思，离开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也无从谈起。同时，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党立国之本，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原则。根本如果不稳，一定会地动山摇。因此，任何背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解放思想和意识形态创新，顶多只是某种“革命的喧嚣”[26]“修辞学革命”“震撼世界的‘词句’”[27]的新时代版，很可能落入西化陷阱，损害改革开放事业。其三，保持意识形态创新与正确开展舆论斗争之间的必要张力，实现主流意识形态对于多样化思潮的引领。这就是说，意识形态创新与开展舆论斗争紧密联系，两者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往往在批判中有吸收，创新中有坚守。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在迅速变化的时代中赢得主动，要在新的伟大斗争中赢得胜利，就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来思考和把握国家未来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战略问题，在理论上不断拓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28]然而，如果只重视理论创新而不注意舆论斗争，就难以形成思想共识，难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难以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正确进行舆论斗争，批判吸收多样化社会思潮的营养，不但不会危及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反而有助于主流意识形态固本培元。一方面，需要严格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和学术观点问题，要区别对待，不能混淆。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拥有高度的理论自觉是引领社会思潮的前提。首先仔细廓清社会思潮实质和成因，而后分层实施，分类指导。“对于事关政治原则的重大是非，必须彻底澄清、坚决斗争、毫不退让。除了思想上的斗争，必要时还要采取组织的、行政的、法律的手段；对于思想认识问题，主要通过耐心的思想教育和批评帮助的方式分清是非，统一思想；而对于学术观点问题，要允许在一定范围、一定时段内的争论，不要忙于作结论，更不要粗暴地打棍子、扣帽子，不能依靠行政手段解决问题。学术观点的不同，是学术发展的正常生态。” [29]另一方面，需要抵制各种错误思潮。没有破，就没有立，区分社会思潮的性质，是为了精准批判，而不是相反地搞“鸵鸟政策”，做“开明绅士”。无论是在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和学术观点上的错误观点，听之任之，任由自生自灭，对于坚持和发展主流意识形态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可以说，舆论斗争水平关乎意识形态领域和谐与否，关乎舆论空间的天朗气清与否。“面对社会思潮风云变幻的情势，切不可放松警惕，任其自生自灭，而应该保温时度效，找准时机，敢于亮剑，主动出击。”[30]所以，推进改革开放中意识形态创新，要与时俱进地坚守我国意识形态的内核，有右反右，有“左”反“左”，特别是在改革开放进入新时代的今天，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尖锐复杂，其主要问题是防右、反右。同时也要防“左”、反“左”。尤其是对于新自由主义的危害和冲击应该有高度的警惕，防范意识形态创新走入意识形态的“变质”、“倒退”，从而导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自动缴械”，使改革开放落入陷阱。针对新自由主义忽悠鼓吹市场经济的“宪政前提”问题，习近平深刻地指出：“社会上很多意见和建议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但也有些意见和建议偏于极端。一些敌对势力和别有用心的人也在那里摇旗呐喊、制造舆论、混淆视听，把改革定义为往西方政治制度的方向改，否则就是不改革。他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对此，我们要洞若观火，保持政治坚定性，明确政治定位。”[31]由此可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非常关键，是意识形态安全领域第一位重要的问题，因为“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32]。因此，在意识形态创新过程中，那些该改的就要抓紧改、大胆改、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不仅不改，而且长期坚持，以此不断增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自信。总之，实践是理论之源，创新是意识形态的生命。习近平指出：“中国人民具有伟大梦想精神，中华民族充满变革和开放精神。”[33]事实上，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改革开放精神诞生于改革开放实践，又推动和引领改革开放实践，40年来我们一直在意识形态创新与意识形态引领、意识形态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辩证统一中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毋庸置疑，脱离时代和实践创新的意识形态创新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脱离理论指导的实践创新是“盲人骑瞎马式”的实用主义创新，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正道渐行渐远。实践发展永无止境，意识形态创新永无止境。“中国人民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现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相互激荡、观念创新和实践探索相互促进，充分显示了思想引领的强大力量”[34]。可以这样说，无论我们如何肯定实践第一、实践探索的价值，都不能否定理论创新源于现实却高于现实，具有跨越历史时空、改变时代面貌的巨大魅力。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坚持理论创新与理论引领，不断推进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及其引领的实践创新以及各方面的创新。“我们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廓清困扰和束缚实践发展的思想迷雾，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35]，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以此不断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在21世纪的巨大发展。
注释：
[1]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9日。[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1页。[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59页。[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64页。[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12页。[6] 侯惠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当代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440页。[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11页。[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11页。[9]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9日。[10]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3-64页。[11]《邓小平文选》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7页。[12] 《习近平关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78页。[13]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 第29页。[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44页。[15]《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35页。[16]张志丹：《意识形态功能提升新论》，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44页。[17]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 13页。[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62页。[19]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6页。[20]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41页。[21]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9日。[22] 张志丹：《论当代中国基本意识形态与操作性意识形态之间的合理张力》，《马克思义主研究》2015年第5期。[23] 张志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创新及践行路径探析》，《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7年第17期。[24]《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话精神》，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4页。[25]《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79页。[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355页。[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5页。[28]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62页。[29] 侯惠勤：《坚定文化自信的本质是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红旗文稿》2018年第1期。[30] 张志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论纲》，《理论与评论》2018年第3 期。[31]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9页。[3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1页。[33]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人民日报》2018 年12月19日。[34]习近平：《开放共创繁荣 创新引领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8年4月11日。[35]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9日。
参考文献：
[1] 侯惠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当代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2] 张志丹：《意识形态功能提升新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3] 朱继东：《科学把握经济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的辩证关系》，《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8期。[4]王岩：《新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路径》，《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7期。[5] 梅景辉：《文化自信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当代发展》，《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5期。
（作者：张志丹，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11期）
相关链接：
张志丹 ：论张力意识形态
张志丹：“渔阳里精神”初探
张志丹：齐泽克意识形态批判程序研究
张志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论纲
张志丹：历史虚无主义的危害及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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